“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赏牡丹》里，“妖无格”的芍药、“净少情”的荷花显然比不上“真国色”的牡丹，也就是从唐代起，牡丹被推崇为“国色天香”。从有牡丹观赏记载的南北朝开始，1500多年来，无论历史的车轮如何碾轧，朝代如何更迭，象征着富贵荣华的她在中国文化中始终备受青睐，虽无“国花”之名，却一直享有“国花”之实。

    可是近年来，在全世界绽放娇颜的牡丹却不仅仅是中国的天下了：目前国际市场牡丹的销售总量在200万株以上，我国2004年出口量突破100万株，数量基本与日本销售量持平，但由于品种、质量问题，销售额不及日本的1/4。牡丹的根皮又称“丹皮”，是我国34种大宗常用药材之一，日本市场上销售的一级品“丹皮”饮片，中国产的价格是每500克150元，而韩国产的高达600元……国色，似乎正在渐渐淡去。

    起源国的尴尬

    “中国不仅是牡丹野生种的唯一产地，也是栽培品种的起源和演化中心，各国牡丹毫无疑问都是从中国直接或间接输出的。”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成仿云还在西北师范大学任教期间便撰写了一篇名为《中国牡丹的输出及其在国外的发展》的论文。他的这篇论文详细地论述了栽培牡丹和野生牡丹向国外输出的过程，一直被业内人士作为重要的文献资料而奉为经典。

    对于牡丹在全世界的发展现状，成仿云这样总结：中国打的是“花海”战术，以规模冲击市场，质量差、价格便宜；日本的产业化、商品化生产技术最好，商业嗅觉更灵敏，规范化生产做得最好；而欧美在育种方面有优势，美国是全世界的育种中心。

    成仿云介绍说，早在公元8世纪的唐朝开元年间，牡丹便传入了日本，据说是由高僧空海带去的，距今已有1300余年的历史。1786年，东印度公司的外科医生亚历山大·杜肯在广州收集了牡丹，于次年送到了英国邱园，这便是最早踏上欧洲大陆的中国牡丹。上面的两个历史片段，是中国的栽培牡丹向国外的双向输出——东渡日本与西流欧美。19世纪末，法国传教士Delavay A在我国云南相继发现了紫牡丹和黄牡丹，并将其种子送到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播种，中国的野生牡丹自此单向输入欧美——“我国所有的野生牡丹在国外都已经安家了，国外对野生种的栽培甚至超过了国内。”成仿云举例说，“我国西藏的大花黄牡丹在英国皇家植物园和欧美许多其他植物园中生长得非常好，而我国只有在西藏的原生地才能看到，各种人争相去挖，但拿回内地往往都因长不好而死掉。”

    起源国的尴尬不仅于此，“我国目前一直以传统品种打入国际市场，花农们拼命扩大规模生产，用‘一望无际、漫山遍野’这样的词一点也不为过。这种量大质差的牡丹出口时，花商们还互相压低价格。国外最便宜的七八十美元一株，在中国一两块人民币就能买到，整个产业可以说一直是恶性竞争，价格完全垮掉。”成仿云感到非常无奈。

    利用丰富资源快走一步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百余个牡丹园艺品种和优良野生种外流他国，成为国外培育新品种的材料，大大降低了我国的资源优势和未来竞争力。”从日本留学归国不久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副研究员王亮生博士，回国后一直从事牡丹研究。他告诉记者，全世界共有1800个左右的栽培品种，其中中国约1000个。1987年颁布的中国第一批珍稀濒危植物名录中，将矮牡丹、紫斑牡丹、黄牡丹列为国家三级保护植物。“牡丹也是一种药用植物，很多情况下，野生种是作为药材被农民挖没的。也有些地方盲目引种，例如一次挖好多大花黄牡丹，结果回到内地又养不活，不但没有保护好，反而糟蹋了宝贵的野生资源。”王亮生说。

    “牡丹野生种共有8个，即大花黄牡丹、滇牡丹、四川牡丹、卵叶牡丹、紫斑牡丹、牡丹、矮牡丹和凤丹。事实上，世界上现有的栽培品种主要起源于矮牡丹、紫斑牡丹、牡丹和凤丹四种，其他四种野生牡丹尚未加以利用。如果我国不加以保护利用，反被其他国家重视，到最后只会落得和端午节被韩国抢注世界文化遗产一样的结局。”王亮生对目前的保护现状充满担忧。

    成仿云认同这样的观点，他告诉记者，十几年前他曾经彻底地调查了国内外现状，最后的结论是：现有的牡丹只是局限于利用历史上经济发达的中原一带的种质资源，而另一大类颜色更加漂亮、花朵更大的边远野生种并没用上。比如四川马尔康、阿坝一带的四川牡丹就是一个特殊的种，但现在都没有用于培育。“我们科研单位的人并没有系统地做过研究，只是由于牡丹的群众基础好，过分强调了其文化性和观赏性，而忽视了资源对育种工作的重要性。不管法国也好日本也好，它们做的育种工作再好，只是用到了我们丰富资源的一部分，我们守着这么多资源却没有好好利用，确实是自身的问题。”成仿云说，在物种已经输出各国后，是不可能阻止别国研究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利用野生资源加紧培育新品种，让外国人来买，作为商品让全世界使用，用这样的方式体现出起源国的优势。

    植物园系统可成为牡丹保护主力

    野生牡丹之所以濒危，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牡丹独特的生物学特性、生存竞争中的脆弱性、遗传多样性水平偏低，其次是缺乏对其的有效保护。

    在谈到对牡丹的保护时，王亮生和成仿云都赞同原生地保护。成仿云告诉记者，“随着时代的变化，以前那种不让人看的被动保护实际上已经起不到保护的作用了，真正的保护应该是利用式的保护，在保护它的原生性基础上很好地利用。”成仿云介绍说，国家林业局和环保总局建立的各级自然保护区以及各种牡丹基因库和牡丹园都为保护牡丹作出了贡献。他在出访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时，该校植物研究所所长曾经提过这样一个想法，让他觉得很好——网状保护。他解释说：国家要建立一个保护网，各地把现有的资源保护好，不一定非要把所有的资源集中到一个地方。有了这个保护网，所有的研究者有需求时可以向各自的保护单位寻求帮助。

    王亮生对原生地保护的理解更深一层，他告诉记者，最好的保护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自然界的原生地保护，但这种方式有缺点，因为保护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当地老百姓和官员的认识水平。自然保护区里容易些，如果不在保护区，老百姓很容易随意采挖；第二种保护就是集中利用我国植物园网络就近迁地保护。他认为，中国科学院的植物园网络体系可以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我国牡丹分布很广，北到黑龙江大庆，南至广东韶关，西至西藏林芝都有。西部高原的牡丹可以保存在昆明植物研究所植物园、西双版纳植物园，耐高温多湿的品种可以保存在武汉植物园，三北地区的牡丹可以在中科院植物所北京植物园……”在记者看来，王亮生博士的就近迁地保护，似乎就是成仿云教授网状保护的现实版。

    “植物研究所作为国家植物研究的最高殿堂，我们对植物种质资源的保护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有保护好的能力。”王亮生说。而记者了解到，王亮生的课题组已收集保存了4个牡丹野生种，共引种800余个栽培品种。他们的目标，是成为中国最大的“牡丹种质资源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