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树进城对那些在乡村土地上生长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大树来说,无疑是一场灭顶之灾。经过两次移栽,能存活下来的已经不足50%;就算万幸活了下来,也早已成了“断臂维纳斯”,美感不复存在。当然,对大树周边环境生态更是彻底的破坏。可以说,自从被“大树掮客”发现的那一天起,大树的悲剧命运也就开始了,同时开始的还有大树充当政治牺牲品的服务生涯。

       大树被迫为之服务的政治,当然不是着眼于社会共同利益的公共政治,而只是着眼于官员私人利益的私人政治。所谓“大树政治”,如果被简单地具体为“大树底下好升官”、“大树底下好发财”之类,应该不会有很大的差池。而大树进城尚只是“大树政治”的一面;“大树政治”的另一面则是城里大树的屡遭毁灭:人们经常能在翻修的马路边,惊讶地看到他们四分五裂的凌乱尸体。

       无论是大树进城,还是大树遭砍,所要实现的只有一个目的:城市的形象。看上去这似乎非常矛盾,善变的“城市的形象”前后完全不一,但是,私人政治向来都是“目标专一”而“急功近利”的。当他热衷于修宽马路时,宽马路就是惟一的“形象”,大树可以被毫无顾忌的砍掉;当他热衷于修大广场时,大树又成了支撑“形象”的宠儿,非要花大价钱买大树进城不可。屡见不鲜的“马路拉链现象”就是私人政治这种“反复无常”特性的最好诠释。当然,条条大路通罗马,再“反复无常”也是在为私人政治目的加分。

       除此之外,“大树政治”的另一个更重要特征在于:施行和问责意义上的双重零成本。首先,一手决策并施行“大树政治”者,是不需要预先支付任何成本的。他只要“拍拍脑袋”,然后“大笔一挥”,经费方面则由地方财政照单全付。其次,“大树政治”的非意图后果,同样不需要他赔付任何代价。哪怕种下去的大树全都死光了,那也只是“自然原因”,“非人力所能干预”也,大树被挪死了,人却挪活了,搞“大树政治”永远没有失败的可能。

       财政软约束造成公共资源为私人利益服务,监督悬空化造成权利被排斥成一无所知的局外人,问责虚无化造成脱缰的权力在公共领域内大胆撒野,这就是“大树政治”的全部。